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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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文部科学省18日公布对明年起使用的高中低学年教科书的审定结果。除在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逃避或模糊责任,新教科书还被要求大幅增加有关领土问题的内容,将竹岛(韩国称独岛)及“尖阁诸岛”(中国钓鱼岛)称作是日本“固有领土”。这被日媒认为是更反映安倍政权见解的教科书。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并要求日方立即纠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敦促日本应“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日本各出版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对于“南京大屠杀”以及中方军民死难人数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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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审核人员就教科书初稿是否符合“学习指导要领”、范围及表述是否恰当等进行审查。学校只能使用经过政府审核并得到批准的教科书。

环球网记者王欢报道,继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言论之后,近期审定通过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也对这一不当说法表示支持,宣称“30万人遇难的说法夸张”。

明天是九·一八事变八十八周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标志,也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开始。这场侵华战争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描绘,长久以来一直是中方关注的焦点,也一直影响着中日外交关系。故“中国国家历史”今明两天将推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特辑文章,帮助读者更好了解历史与现实。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18日公布的审核结果,全部6套日本史、11套世界
史中的5套以及部分公民教科书中将写入慰安妇问题。关于南京大屠杀,除了目前已经写明的教科书外,世界史和日本史教科书中也都将有所涉及。但是对于责任的
表述,新教科书按照文部科学省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日本《产经新闻》3月28日报道称,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考证,近日有日本出版社在其出版的教科书中对河村隆之的言论表示“支持”。虽然有观点认为“在战斗过程中死亡”的中方军民可用“万”作为单位,但日本民间不断有新观点认为“不存在大量屠杀行为”。在近期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6册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有4册仍沿用中方有关“30万人遇难”的说法,但有出版社已开始对此提出“质疑”,认为“30万说法过于夸大”。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在美国主导下,日本实行了以民主化、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改革,教育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教科书的编写、使用也随之变化,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逐渐从“国定”过渡到“审定”,摒弃了军国主义内容。然而,日本国内始终存在着否定历史的思潮,并影响到学校教育。

图片 3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日本右翼对历史教科书一改再改,一直在模糊史实推卸责任

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报道称,在日本实教出版社的《日本史A》教科书中,内容通篇使用了“大屠杀”一词,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约20万人”。虽然该教科书在正文下方的注释中注明“中方:30万人以上”,但在随后的括号中却补充称“该事件在日本国内存在‘十几万人’等诸多说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日本文部科学省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有的教科书出版公司被要求修改“这些女性都是被强行绑架”的描
述。《西日本新闻》说,在实教出版社的《日本史A》中,文部科学省要求对日本政府对其他国家的战争补偿问题,必须写明“(日本政府已经)和各国通过条约解
决完毕,不会同意对个人进行赔偿”。

由第一学习社出版的《日本史A》使用了“南京大虐杀”的叫法,而未使用日方“南京事件”的称谓,但有关中方军民的死亡人数仍被记录为“20万人以上”。在正文下方的注释中,该教科书同样列举出“十几万人以上”、“4万人左右”、“30万人”等多种说法。

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三次历史教科书“改恶”事件
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中国各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对教科书“改恶”事件非常愤慨,但是,很多人对日本教科书的编写内容和使用情况不甚了了,难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驳斥。有鉴于此,本文以2013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高中历史教科书
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为对象,在阐述日本教科书编写、审定、选用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分析其正在使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写、叙事方式,客观、全面地展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使用及历史教育的现状,分析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与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关系,剖析日本历史教科书“改恶”的社会原因。

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  共同社称,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有的教科书根据文部科学省的审核意见,增
加了“遇难者人数存在多种说法”后获得通过。原本《日本史A》中使用“杀害了20万中国人”,并注明也有遇难者人数为30万人或十多万人的说法。但由于文
部科学省对此不满意,该教科书中的具体数字被略去,改为“杀害了大量中国人”。

与此同时,山川出版社虽然根据近年来日方的“研究成果”,对教科书中的有关表述进行了更改,但却认为日本此前的历史观是“自虐型历史观”。该出版社在《日本史A》称,有关“南京事件”中方军民死亡人数存在从“数千人”到30万人种种说法,但“实际情况尚不得知”。该出版社首次否认中方的观点称,“日本有学者认为,中方主张的30万人死难者的说法是一种夸大”。

战后日本教育改革与教科书审定制度

  此次日本教科书内容的最大变化是领土问题。据《读卖新闻》报道,由于日本政府制定
了编辑教科书指针的新规则,地理、日本史、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部教科书都写入了北方领土、竹岛(韩国称独岛)、“尖阁诸岛”(中国钓鱼岛)问题。新教
科书中关于领土的记述增至现行教材的约1.6倍。

另外,由明成社出版的《日本史B》教科书认为,“当地有大量军民死伤。但死难者人数以及实情时至今日仍在讨论之中”。

至战败前,日本中小学教科书一律由文部省组织编写,即“国定”教科书。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20
世纪30
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小学的修身、国语、音乐、美术等教科书中,充斥着歌颂士兵“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等宣传军国主义的内容。战后美国主导了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当时,由于战争刚结束,来不及编写新的教科书,于是在1946
年1 月25
日,日本颁布了“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涂抹教科书令”,要求涂抹掉教科书中的军国主义内容。

  《东京新闻》报道称,文部科学省新制定的教科书编撰方针要求,在明确写出北方领土和竹岛(韩国称独岛)和“尖阁诸岛”(中国钓鱼岛)都是日本“固有领土”的基础上,还要写明政府主张,以及为解决领土问题而付出的努力等。

正文中将中方军民死亡人数表述为,  日本教科书出版公司编辑的教科书初稿都要接受文部科学省审定。对于近期审定通过的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日本文科省认为:“‘南京事件’中,旧日军曾大量杀害中方军民,并非战斗行为。因此关于中方军民特定的死难人数,要求需明确标明‘存在诸多说法’及‘目前还在讨论’等注释。”

1947 年3 月,
日本公布《教育基本法》,文部省根据《教育基本法》颁布《学习指导要领》,规定小学到高中的教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科书审定标准等,日本进入民间可以编写教科书的时代,形成
“国定”教科书与民间编写、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并行的局面。至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小学至高中教科书全部由民间编写,“国定”教科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文部科学省2014年1月修改了审定标准,要求在涉及近现代史时尊重基于政府见解的表述。前年,小学有关教科书中已经增加了关于领土问题的描述,相关修改在去年公布的初中教科书审定结果中也已得到体现。高中教科书按照新方针进行修改还是第一次。

然而,自称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熟知的日本拓殖大学客座教授藤冈信胜则称,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学者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仍主张30万人的说法了”。30万的说法仍出现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甚至被审定通过,这是“非常不切当的”。他还宣称,如果必须要在教科书中加入“尚存诸多说法”的表述,则更应在内容出现“虚构说”等观点。

现在日本的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由相关出版社根据《学习指导要领》组织编写,完成后送文部科学大臣审定。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教科书,出版社可在社会上进行广告宣传,争取更多的学校选用。日本教科书的选择、使用,因学校性质而异:公立学校由所在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决定,国立或私立学校由校长决定。各校将选用的教科书名称、数量等报给文部科学大臣,文部科学大臣告知各出版社发行数量。出版社根据选用数量印刷,送至选用的学校。

  日本《每日新闻》评论说,这次审阅并获得通过的教科书充分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意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按照专家的研究成果等科学编写。《东京新闻》称,审核意见甚至包括多项有关日本政府修改宪法,以让自卫队行使自卫权的内容。

围绕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多次做出严正声明,强调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国际社会对此也早有定论。日方某些人士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那段历史,切实汲取历史教训。

日本高中历史课程有世界史A、B 和日本史A、B,其中A 是近现代史,B
是通史,学生必须在世界史A、B 和日本史A、B 中各选一门,A 为2
个学分,内容比较简单;B 为4 个学分,授课时间和内容比A 多一倍,且B
的内容也比A 丰富。世界史B 和日本史B
是大学入学考试科目,所以选择使用世界史B 和日本史B 的学校占多数。

  日本此举引发韩国强烈反应。据韩联社18日报道,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日本审定通过加大力度挑衅独岛主权,并在慰安妇问题上持逃避责任态度的高中教科书,要求立即纠正。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18日下午召见日本公使
抗议审定篡史教材。韩联社评论说,继先后审定通过小学和初中教科书加强对独岛主权的挑衅后,日本又拿高中教科书做文章,恐将给去年年底达成慰安妇协议后出
现改善迹象的韩日关系带来不利影响。韩国政府官员18日表示,针对日本此举,韩国政府将于当天在独岛宣传片字幕上新增13种语言,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学习指导要领》是概况性的,在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内容详略、历史评价等方面没有规定,这给编写者留下了较大的发挥空间,也造成不同版本教科书内容上的差异。山川、实教、东京书籍、清水书院、明成社等五家出版社编写的《日本史B》得到日本较多高中的选用,故本文以这五家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为对象,重点对其中中日战争的内容、观点进行梳理,分析日本历史教育与教科书的编写、使用状况,揭示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

  “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享有固有的主权,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8日针对此事回应说,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方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侵略历史。

历史教科书关于中日战争的书写

中日战争是日本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历史教科书对此着墨较多,但是,各家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对其中的重要事件、重点人物的阐述以及基本史实评价等,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起点,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各历史教科书对事件的原因、进程、结果等做了系统的论述,基本上承认了炸死张作霖、策划“柳条湖事件”、扶植伪满洲国、图谋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但是在具体书写和历史评价上,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

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B》认为是关东军在奉天郊外擅自炸毁返回满洲的张作霖列车,而后又在1931
年炸毁奉天郊外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道,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开始军事行动。片面强调关东军与日本中央政府决策的差异,忽视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在向东北扩张上的一致性。

与山川出版社不同的是,实教出版的《高校日本史B》强调日本政党、财阀、媒体等及相关右翼势力与关东军在侵占中国东北上的一致性,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国内就形成了高度的舆论一致。

东京书籍的《新选日本史B》认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关东军推进新国家建设”,有意模糊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性质,淡化战争责任

清水书院出版的《高等学校日本史B》,则将东北易帜与中国人民的收回利权运动渲染为“满蒙危机”,认为这威胁到了日本的利益,从而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责任。

九一八事变柳条湖爆破地点碑

明成社的《最新日本史B》特别强调满洲反日运动高涨,伤害日本侨民和权益事件增多,将中国政府实行革命外交,导致日本在中国利益受损作为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淡化日本的侵略本质

综上所述,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书写是基本符合史实的,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承认日本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指出伪满洲国是傀儡政权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着避重就轻、减轻日本责任的倾向:例如将责任推卸给中国的排日政策、以“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粉饰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活动等。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学界在历史叙述中常常将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这一段历史称为“满洲事变”,将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历史称为“日中战争”。各教科书梳理了20
世纪30
年代中期的国际形势及日本的对华政策,认为德意日三国同盟、华北事变、西安事变等,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重要背景。但是关于卢沟桥事变及其战争扩大的原因等,叙述则各有不同

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B》强调日本政府迫于军部压力而增兵华北,中国也做出坚决抵抗的姿态,暗示卢沟桥事变演变为全面战争不仅有日本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的对策也预示着战争不可避免地扩大

实教的《高校日本史B》交代了日本没有发表宣战布告,就与中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其在介绍这段历史时着墨不多,但信息量很大,为教师课堂教学留下了很大空间。

日本炮弹在宛平城墙上留下的轰炸痕迹


东京书籍的《新选日本史B》则只是以简短的文字,将卢沟桥事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呈现出来。

清水书院的《高等学校日本史B》指出日本实际扩大战争却没有宣战的原因,认为如果宣战称为日中战争,就会断绝从美国等中立国输入的石油等物资。

明成社的《最新日本史B》列举了1937 年7 月末在北京郊外发生通州事件,8
月在上海发生的杀害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事件等冲突,认为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不断制造事端,威胁了日本侨民的人身安全,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不扩大方针”。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这次事变在近代中日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各教科书对卢沟桥事变着墨不多,却对事件的背景、影响等表述得十分清晰
论述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应该加以肯定。但在探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很快改变“不扩大”方针的原因时却有失偏颇,一些教科书认为日本是不得已而扩大战争,这无疑是在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

卢沟桥

南京大屠杀及日军暴行。日本历史教科书对日军暴行记述不多,比较而言,实教出版的《高校日本史B》记述的比较多,书中记述日军12
月占领首都南京,发生了被称为“历史之窗”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国民政府将首都从汉口迁移到重庆继续抗战。日军面对中国军民的抵抗,从1940
年到1943 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光作战”。日本的731
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进行细菌战、毒气战等研究和实验,3000
名中国人和俄国人成为实验材料,在中国各地不断实施细菌战;在广岛县的大久野制造毒气弹,用于实战;在中国国内生产鸦片,
在占领地贩卖等,教科书不仅叙述了南京大屠杀,还有毒气实验、使用化学武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光作战”等,记述了侵华日军屠杀、践踏生命的罪行。

其他版本教科书对于日军暴行的记载则相对较少:东京书籍的《新选日本史B》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只做了非常简单的记述,书中记述占领南京时,日军杀害了包括女性、儿童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受到很多国家的谴责,而对南京以外地区日军的战争暴行则只字未提。清水书院的《高等学校日本史B》提到日军在共产党控制区域,不加区分地屠杀士兵和平民,实行掠夺、放火等。书中对日军在抗日根据地的烧杀抢掠只做了非常简要的叙述。

日本教科书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叙述呈分化状态,有的叙述比较详细,有的只是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这也反映了日本学界、日本政府对侵华暴行存在争议的实际情况。在叙述日军暴行的教科书中,只有实教出版社直接称为“南京大屠杀”事件,东京书籍、清水书院都用了“南京事件”的表述。山川出版社、明成社都没有涉及南京大屠杀和日军暴行。另外,所有教科书,都没有涉及大屠杀的人数。

日军在南京仙鹤门一次性杀死4000 名中国军民

日本侵华政策调整与扶植傀儡政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企图速战速决,然而中国全民族抗战打破了日军的战略计划,
日本政府不得不调整侵华策略。1938 年11 月30 日,
日本御前会议出台《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提出“在互惠的前提下,实行日、满、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
等三原则,在此原则下,“建设东亚新秩序”。这改变了日本政府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历史教科书对这一政策调整及影响都做了叙述。

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B》的记载相对比较详细:

1938
年末,日本政府声明,战争的目的是建立日、满、华三国联合的东亚新秩序。国民政府要人汪兆铭秘密离开重庆,1940
年统一各地傀儡政权,在南京建立了以汪为首的新国民政府。但是,由于汪政权缺乏实力,日本结束战争的政略失败,国民政府从美、英的援蒋道路获得物资继续抗战。

该书简要介绍了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汪精卫逃离重庆建立汪伪政权的过程。

汪精卫

其他教科书的记载则相对简略,但除实教出版社的《高校日本史B》以外,东京书籍的《新选日本史B》、清水书院的《高等学校日本史B》、明成社的《最新日本史B》等都对日本
“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的背景、内容、影响做了分析,认为日本调整侵华政策,扶植汪精卫政权。但是,汪伪政权缺乏实力,它的建立反而强化了中国人的抗战意志,最终致使日本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落空。山川出版社虽然没有直接指出汪精卫政权的傀儡性质,但是认为汪精卫政权是将各地傀儡政权统一起来后建立的,自然不可能独立自主。明成社还提到了《日华基本条约》,认为这个条约是日本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权的条件,也就不难理解条约内容是有利于日本的。

中国抗战的作用与日本战败投降。各教科书用较大的篇幅叙述太平洋战场后期的情况、雅尔塔会议、《波茨坦宣言》、日本投降等内容。与前面对中日战争相关内容的书写不同的是,各教科书对日本战败的书写相似度很高。但山川出版社的《详说日本史B》中提到9
月2 日,
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舰上,日本政府以及军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历时4
年的太平洋战争结束。实教出版的《高校日本史B》中提到9 月2
日,日本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订投降书,太平洋战争结束。这些叙述都只提到了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而不提中日战争,其他版本的教科书中的记载也基本相同,这是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用的明显低估和刻意抹杀

波茨坦会议

日本近代奉行对外扩张政策,1945
年战败投降为其政策画上了句号。各教科书认为日本战败投降主要是原子弹的作用。对于苏联出兵,
则强调苏联单方面撕毁日苏中立条约参加对日作战,认为苏联“侵入”
了中国东北、朝鲜。各教科书都没有阐述中国抗战的作用。东京书籍、清水书院的教科书中提到日本战败,是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争的结束,将日本战败与侵华战争的关系做了交代,但其并不认为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是打败日本的重要原因,没有将中国抗战与太平洋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分析。教科书忽视中国抗战的作用,
是日本学者历史认知、历史研究的真实反映。

总之,日本教科书编写不可避免地带有日本立场。在中日战争这部分内容中,教科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淡化甚至消除日本的战争责任,为侵略战争“洗白”的问题,关于战争的原因、战争的进程以及影响等,
都有责备中国排日、反日的内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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