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

作为理论表达的民主虽然最先出现在西方,但是民主本身是人类追求平等与进步的产物。相对于封建专制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具有历史进步性,但是,它不是民主发展的完美形态,更不是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终结。关于民主为何物,历来存在各种界说。“所谓民主的,就是照顾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列宁的这句名言,道出了民主的本质内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马丽蓉认为,我国历史上有中以、中阿、中印等珍贵传统友谊之情,这是当代丝绸之路战略的民意基础,现代以来中国和中东有着60多年的伙伴关系,多边交往取得重大成就。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使得中国与中东之间作为命运、利益、责任三大共同体的意识得到体现,“丝路意识”确立了中国有别于西方的人文包容、经济互惠、安全合作的三根中国中东外交之柱。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一、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照顾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民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众所周知,选举为王、形式至上,是美式民主的重要特点。将选举等同于竞争性选举,进而将其当作民主的衡量标准,必然导致在民主问题上一叶障目,是用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消解了民主的丰富内容。“选举是民主制度运行的方式,它既是民主化的目标,也是民主化的手段。”亨廷顿此言影响力极大,但其选举至上的偏颇显见。

美国一厢情愿地在阿拉伯国家推行所谓民主革命,激起了阿拉伯国家猛烈的反美浪潮。与会学者认为,阿拉伯国家人民已经认清美国新干涉主义的真正面目。据余建华介绍,美国往往利用当地局势动荡危机等,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借助当地社会力量进行幕后推动。这种以所谓的民间外交为其战略服务,注重通过文化渗透的影响,有意识地引导、支持当地文化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社会动荡的因素之一。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对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干涉产生警惕,禁止其非法活动。

美国所煽动与支持的“颜色革命”,扩大了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在争夺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主导权问题上,进一步减弱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美国的这一做法,迫使俄罗斯从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战略反击,同时也给美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美国在2005年策划的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事件就使美乌战略伙伴关系发生逆转,迫使美军撤出了驻乌军事基地,2013年底由“颜色革命”造成的乌克兰危机也使俄美关系跌倒了冰点。

图片 1

自2011年底以来,中东局势进入长期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时期。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王昌义分析认为,动荡虽主要发生在部分国家,但影响波及整个地区。且呈现热点多发、并发的特点,改变了过去矛盾点相对单一、集中的状态。乱局带来的新热点与老热点相互纠结,联动发展,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和复杂性,并呈现出长期化趋势。谈及动荡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志超认为,虽然不乏中东地区自二战以来的地区内生性问题,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干涉是中东动荡的主要原因。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浓重地印刻着美国文化价值观对于国家价值观的深刻影响,这种深刻性内嵌于美国文化、价值、思维方式的精神驱动力之中,同时也外在凸显了美国国家政治诉求。换言之,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是以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软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政治诉求为先导,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而建构的一套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思想体系战略。

众所周知,幸福可以从多个维度展开探讨。一般而言,幸福是一种对现有生活的持续的满足感,并希望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作为一种生活感受,幸福看似主观,但是,它具有一定的客观前提。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离开了和平的环境,离开了基本的民生保障,幸福必然成为空中楼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民主的社会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民主很可能成为幸福的一种来源,但不可能成为幸福的唯一来源。相反,错误的民主理念,不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模式,很可能是造成不幸的重要根源。当前,发生在中东的战乱、涌向欧洲的难民潮等情况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输出的是劣质的民主,带来的是真正的动乱。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西方国家干涉是中东动荡主要原因

通过对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解析,我们既要看到美国推行这一战略的虚伪本质,也要明确我们未来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我们依然需要不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种文明,但中国的发展不应也无法离开自身文明的土壤。从中华民族自身悠久的文明土壤中汲取营养,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的真正来源。

作为民主输出战略的重要内容,乔治·W·布什在2004年1月正式提出了“大中东计划”,力图通过“帮助”使西方民主制度在大中东地区扎根。这一计划的实质,是按照美国模式对中东地区进行社会改造,从而将其纳入美国势力范围。而胡萝卜加大棒,“颜色革命”和武力干涉并举,是美国民主输出的常见手段。2003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2011年,军事干预利比亚。在叙利亚,西方国家综合采取了各种措施,自然也少不了火箭和炸弹。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西方民主模式并非“希望的春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金英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访问学者。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微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发,授权察网发布】

在现代社会,民主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而不是唯一目标,也不是最高价值。但是,当代西方社会一些人观念里存在着一种“民主拜物教”,一再将民主当作最高价值,并以此遮蔽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强行向中东输出民主的西方国家,推销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

2010年底,北非、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发生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这场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并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权更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大中东计划”加深了美欧矛盾。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其外交独立自主性也与日俱增。在伊拉克问题上,法、德拒绝向伊派兵,认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在伊朗核问题上,欧洲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立场,主张通过外交和政治途径而非诉诸武力解决问题,而美国则对伊朗始终保持强硬态度,拒绝与伊朗谈判;在巴以和平进程问题上,欧盟主张将其置于中东战略首位以消灭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而美国则主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将解决巴以冲突置于其次;在中东改革问题上,欧盟优先考虑经济改革,以此推动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而美国则试图以军事力量为依托,尽快完成对中东的改造。

列宁曾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在文化与信仰大体一致、民族与种族相对简单的同质性社会,竞争性民主有其存在的土壤和发挥作用的空间。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西式民主是一种不好玩、不经玩、玩不起的政治游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这种单一形式的民主当作万能程序、标准程序,力图植入中东地区。这种不顾条件的民主输出,注定不会成功。中东地区社会异质性特点突出,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种族结构、国家认同等方面与欧美相差甚远,在政治制度上必然有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民族和谈、教派协商、部落会议等方面,有其自身的民主实践特点。用美国民主模式对中东地区进行强行改造,结果必然造成种族冲突、教派纷争、阶层对抗、政权更迭等,最终导致民不聊生。伊拉克战争的主导者之一、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年前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我并不认为我们特有的民主模式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其他国家。在我看来,在伊拉克打造民主制度似乎是不现实的。”但愿这是他的真诚反思。

学者表示,我国政府倡导而非主导的丝绸之路战略为全球提供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模式。今年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6月5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阿拉伯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代表们与中方就深化战略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代表认为,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新构想,将为双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民主,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讲本是一种社会运行和管理的方式,现代多数国家都在政治领域以不同方式尝试和运用。但是,美国强行推广其所谓的美式民主,力图让其渗透到世界各个地区,从而建立起对于“民主”乃至美式民主的绝对笃信,其结果必然导致水土不服、南橘北枳。比如,中东地区在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与西方推崇的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大不相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现代化发展迟缓,伊斯兰宗教思想影响深远,加之国家之间、宗教教派之间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东地区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而美国强力推行单一西方民主社会发展模式,违背尊重文化、价值多元形态共生的文明生存法则,必然引发阿拉伯人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抵触情绪。据2011年阿拉伯舆情指数表明,22%的人认为美国是最大威胁。其中,在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后,突尼斯民意有43%的人认为经济状况反而变糟,53%的人认为安全状况反而变糟;近66%的埃及民众认为埃及经济状况在革命后变糟糕,近72%的民众认为埃及安全状况在革命后反而变糟。此外,2017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表明,突尼斯、约旦、黎巴嫩、土耳其等国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对美国持否定消极态度,全球平均46%的人不喜欢美国的民主思想。许多阿拉伯人并不认为美国所推行的民主化战略能够带来正面效应,认为只是美国分裂和主宰阿拉伯世界的手段,最终目的是更好实现其在中东的利益。这一切必然在文化上引发更多的冲突。正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的,西方对其他文明内部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二、用形式消解内容

中东变局及其相伴而出现的新老热点给中国的中东外交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与会学者也提出,当代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向我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者提出了迫切的课题。安惠侯认为,我国中东研究者应避免受美国霸权影响的习惯性思维来认识中东问题。唐志超则表示,在包括中东问题在内的国际政治问题研究领域,我国学术界应增加在国际平台上发声的机会。

冷战结束以后,美军一直处于矛盾与困扰之中:一方面,美军不仅承担着本土防卫的任务,还要承担海外军事行动的任务,而且由于肆意动用武力而到处树敌,导致针对美国的报复性袭击有增无减,“敌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军事基地散落于世界各地,兵力分散,人力本就不足,加之战争使得美军伤亡人数持续上升,部分官兵开始对战争的正义性表示怀疑,部队士气低落。由于美国自身的军事局限,以强权为依托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正越来越难以维系。

三、用“民主”遮蔽幸福

目前,持续近两周的伊拉克战火仍在蔓延,引起世界普遍关注。事实上,自2011年以来,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伊朗核危机……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局势始终没有平息。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阿拉伯国家的现代转型面临哪些困境?中国的中东外交战略呈现哪些特点?

总体来看,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主要手段具有以下几类特征:首先,沿用传统威胁手段,武力使用更为坚决。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奉行单边主义,甚至滥用武力。即便是沿用和平演变方式输出其所谓的“民主”,仍然要使用武力进行效果强化。2002年9月20日,小布什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正式把“先发制人”战略确定为美国在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希望借助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实现其“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和单极霸权的梦想。“先发制人”战略大大超越了预先防卫的范畴,意味着美国的军事战略更具有进攻性、扩张性、侵略性。

近些年,中东地区频发危机,世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近期发生的两件事情,再次使中东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一,英国公布的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及其连锁反应。该报告认定布莱尔盲目追随美国出兵伊拉克,以片面的情报判断刻意引导战争舆论,无视战争可能带来大量平民伤亡的风险。就在该报告公布后布莱尔表示道歉的同时,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接二连三发生炸弹爆炸,造成大量民众伤亡。这使布莱尔的道歉显得苍白无力。其二,美俄达成新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及相关报道。短暂停火期间,叙利亚儿童在一片废墟之上、残垣断壁之间嬉戏的场景,让人百感交集。面对中东危机和乱局,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日前,叙利亚知名学者乌萨马·达努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美国奉行的新干涉主义政策造成了旷日持久的叙利亚危机。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从理论上看存在着三重错乱,在实践中给中东地区造成了严重混乱。

目前,持续近两周的伊拉克战火仍在蔓延,引起世界普遍关注。事实上,自2011年以来,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伊朗核危机……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局势始终没有平息。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3.“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主要手段

中东地区人民对民主具有自己的诉求,但他们想要的并不是美国强力输出的美式民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显示,在回答“你是否喜欢美国的民主理念”这个问题时,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受访民众大多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中东各国选择何种政治制度,中东人民最有发言权。美国在中东的民主输出,是在用强权压制公理、颠覆公理。“美国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一个民主国家”,这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诺姆·乔姆斯基一篇文章的题目。借用这个表达来描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也许是很恰当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在6月21日于河南大学举行的“以色列研究暨中东热点问题高层论坛”上,与会学者围绕上述问题进行阐述和深入探讨。

美国的国际战略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民主制度输出”进行。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一直将“推进民主”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尤其重视这项对外战略的政治实践,之后被奥巴马承袭。然而,这种单方面、强力推行政治价值观的行为,引起了诸多国家的反感,遭到了多国人民的反对。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公开宣称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基于对海外的民主输出,但他上任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我们应如何理解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本文试图对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内容、特征和本质进行分析,从而正确认识和把握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实质,这对于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提高我们党处理国际事务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正如牛津大学教授斯特恩·雷根所言,民主只有促进了发展,才能确保民主自身的发展;没有发展,民主会被历史湮没。近期多家民调数据显示,当初卷入“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地区民众,多数对现状表示不满,强烈的幻灭情绪取代了当初的乐观情绪。相对于现在的民主制度而言,他们更愿意要稳定的生活。2016年年初,突尼斯爆发的暴力骚乱不断升级。突尼斯资深媒体评论员贾斯米认为,突尼斯当前所遭遇困局,根源在于经济不见起色,没有满足民众期待,从而出现社会动荡和恐怖主义等难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民主输出及其后果,印证了邓小平的分析:“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

动荡的局势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总部设在科威特的“海湾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奥斯曼在2013年1月14日“中东网”发表题为《“阿拉伯之春”第三年,从乐观走向失落》的文章认为,“阿拉伯之春”以狂飙突进开始,以地区国家经济衰落、社会分裂告终,既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制度,也没有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更没有向青年人提供他们企盼的就业机会,这势必使所谓“希望的春天”转化为“沮丧的冬天”。

[7]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0世纪以来,由于资源禀赋、历史境遇、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之身居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顶端并从中受益,美国综合国力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这种物质层面的优势地位,滋生了美国人的优越感。长久以来,许多美国人笃信“山巅之城”的神话,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乐于充当人类的救世主。在这种所谓“天赋使命观”的影响下,历届美国政府站在“民主道德高地”,极力向“民主发展洼地”输出民主。

站在和平立场认识中东问题

美国的军事实力依旧强大,却不可能完全征服目标国民众的心。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说:

一、用强权颠覆公理

余建华认为,美国从功利主义出发,刻意引导中东变局,反而造成更多动荡,给中东地区留下烂摊子,还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恐怖主义汇聚的重灾区。

尽管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在世界各地到处碰壁,但是它依然没有停止过脚步。尤其是对中国这个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更是从来没有放弃过“西化、分化”的意图。从历史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中情局就开始草拟一份被称为《十条诫令》的行动计划,其中就指出,

“现在战端再起的伊拉克局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强行推动的政权更迭,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建华认为,美国不顾中东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一味推行西方模式,打破了中东政治平衡与战略平衡。

大打“经济牌”。一是经济引诱。通常美国先给予目标国以经济、技术援助、贸易最惠国待遇等,不断增加投资从而扩大经济交往,在此基础上培植目标国内部的亲美利益集团,完成对目标国经济命脉的控制,使目标国对美国经济产生依赖,由此顺理成章地实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输出。二是经济制裁。美国政府经常使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来直接遏制他国的经济发展。在冷战结束后的10年里,国际上发生了50件经济制裁案,其中有36件是由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实施,近三分之一是由美国单方面实施。至今,世界上仍有不少国家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如俄罗斯、朝鲜、古巴、叙利亚等。

目前,持续近两周的伊拉克战火仍在蔓延,引起世界普遍关注。事实上,自2011年以来,巴以冲突、叙利亚内战、伊朗核危机……中东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局势始终没有平息。如何认识一系列中东变局?阿拉伯国家的现代转型面临哪些困境?中国的中东外交战略呈现哪些特点?

2006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把中国作为今后全球战略的重点,指出“和平演变中国的步伐要加快”。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更是10次提及中国,表示不放弃对中国军力的监控和对中国人权的“指手画脚。”2017年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和挑战者,201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更是提到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是国防部的首要优先事项。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民主制度输出”,不仅是一项短期实施、中期筹备、长期谋划,持续对“非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对中国实施的瓦解、渗透式政治战略,而且还是宣扬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推行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国家战略。以此观之,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并非从人类生活的美好归宿上推行“民主”这一价值理念,而是盗用“民主”这种对于人类社会具有理性规范意义的价值理念,通过政治谎言、经济利益诱惑、新闻媒体宣传、文化价值渗透等种种看似美丽、善意、和睦的手段进行宣传,一步步地渗进目标国的核心,为美国一己的政治和国家利益服务。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对我国政权和主权的稳定、意识形态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都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面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我国应采取如下应对策略。

中东;动荡;西方国家;中东问题;中东外交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坦言:

对于阿拉伯国家现代转型的困境,唐志超认为,辩证处理好改革、稳定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才有望逐步解决阿拉伯国家当前的问题。

4.美国自身的军事局限

2003年,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发起伊拉克战争;2011年,美国联合北约国家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同年,叙利亚内战爆发,美国制造各种借口伺机对叙实施政权更迭……然而,以“保护的责任”自诩的西方干涉使中东陷入长期战火。

[3]任晓:《美国全球战略走向的风向标: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解读》,《参考消息》2006年3月23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安惠侯表示,埃及发生动乱的根本原因,不是所谓民主的缺失,而是民生的艰难和社会的不公。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不是包治发展中国家沉疴的灵丹妙药。西方人士对民主体制津津乐道的不外乎是自由选举和街头政治。埃及的事态表明,自由选举不一定造就有权威、能实现民众期盼的政府。而街头政治既可以推翻暴政,也可以制造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撕裂、暴力战乱。没有稳定,就没有变革和发展,更谈不上民生的改善。

我们知道,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例如,由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比我们更强调“逻辑”和“普世性”;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突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要求个人意志和行为自由,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方文明则更多强调集体主义,追求团结、和谐。在解决现实冲突时,集体主义者更倾向于用协商的方法,而个人主义者更多地求助于法律;集体主义者看重团体的欢乐与和谐,而个人主义者强调竞争和控制他人。中西在社会文化和思想传统方面的差异性有些会因全球交往的迅速发展日益淡化,甚至通过相互学习和影响而趋同,但还有一些可能会随着中国的发展变得更为突出。面对现实的利益纠纷与矛盾冲突,我们要在正视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一方面增进中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将文化、文明差异与利益纠纷相分离,保持对对方文化与文明的尊重,这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因为一味地停留在文化与文明的高低和优劣之争,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我们要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加文化认同感,积极利用文化上的共同点来化解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4]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民主的传播有助于解决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其他问题,民主国家不会侵犯人权,不会攻击邻邦,不会采取限制性的贸易政策,不会从事恐怖主义或者不会制造难民。”】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我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辉煌文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的价值,不仅要集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特色和最本初的文化基因,而且还要对今天的“中国特色”作出最真切的解读和阐释。从历史出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共同体认同的“黏性”,对于今日多样性发展的中国,它不仅承载着继续巩固文化价值观统一体的责任,还要为政治认同、经济协同的统一体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诠释当代中国的价值需求,其内容既包含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又承袭了中国优良传统,也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价值理念。中华传统文化注重和谐、倡导共赢、主张协商,在处理国际关系中主张这些极富吸引力的价值理念,对于弥合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分歧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应努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传播我们的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广泛利用媒体资源、使用新型传播技术和手段、利用所有可能的对外交往渠道,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政治高压。美国长期以“人权法官”自居,每年都发布一份体现美国意志的人权白皮书,对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评头论足,评判的标准仅凭与美国关系的亲疏与好恶,全然不顾其自身人权存在的诸多问题。美国利用它所自居的所谓“人权”这一国际政治道德制高点,打压、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从而促其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进行政治改革。

美国以“民主制度输出”作为国际战略的中心,是有特定的文化和价值渊源的。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源于WASP,其中新教教义又是美国文化价值核心之核心。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长期由基督教中的新教教派一统天下,从文化价值观到国家价值观,新教利用教徒占绝对多数的优势,奠定了在美国国家价值观中的地位。《圣经》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立国之本,思想内涵也成了《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的思想来源,而其中所颂扬的价值追求则内化为美国社会制度的精神基础。以《圣经》为价值基础,借助《圣经》思想的外溢,美国人生成了上帝的宠儿和使者的观念,“传福音”也就成了美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义不容辞”的“先天合法性”驱使下,“传福音”的观念付诸世俗行动,加之政治利益诉求的作用,就演化出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美国“民主制度输出”这一战略构想。

1.认清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对我国的危害,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1]Paula J. Dobriansky, “Advancing Democracy”,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4.

1.价值观强力输出引发文明冲突

简而言之,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试图通过“民主制度输出”改造有关国家,可从中收获四个方面的利益:一是通过控制中东和中亚各国政权,把控这些国家石油进口的方便渠道,确保美国全球能源主导地位;二是通过控制东欧和中亚等“心脏地带”,有效遏制俄罗斯,并对发展中的印度和中国形成战略围堵,防范可能威胁美国的地区大国的崛起,以期控制整个世界;三是根除恐怖主义威胁,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和平与安全;四是按照美国的意志推进世界各国的“民主化”,以“民主世界”的领袖来领导全球,巩固其霸权地位。由此可见,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基本特征就是美国国家利益至上。

4.立足现实,创造和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外条件

2.打破大国利益平衡态势

其次,加强新媒体在政治传播领域中的作用。美国很早就意识到了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战略价值,非常重视发挥新媒体的政治干预作用。奥巴马政府开始注重通过新媒体对别国施加政治影响,“新媒体外交”逐渐得到强化。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美国当年要投入2500万美元“推动互联网自由”,“将努力帮助专制国家异见人士突破网络封锁,推进人权和民主”。视频网站、脸书、推特等新媒体也成了美国政府军事外交政策的窗口,日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凭借新媒体频繁制造政治事件,侵犯他国文化安全,制造或煽动一些国家的动乱。近些年,特朗普政府更是将新媒体作为传播主战场,积极推动其对外舆论宣传和引导。

[5]周琪:《美国人权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3.立足世情与国情,充分释放社会主义政治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发展不会始终沿着西方的单行道行驶,而会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特征。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进程处于高速发展期,伴随着与日俱增的经济影响力,中华文化的辐射与传播也会随之扩散与强化。

在美国国家对外战略中,“民主制度输出”战略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它的本质就是美国以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等软实力为支撑,以国家政治诉求为先导,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目的而建构的一套追求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思想。美国通过武力、新媒体和更加隐蔽的手段到处兜售美式民主的做法已经激起许多国家的反感和抵制,其“民主”的推行面临着众多现实困境。中国应该认清该战略对于我国的危害,深刻了解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内在逻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营养、展现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传播中国价值观,大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美式民主并非人人向往的完美政治制度,其自身存在的无法克服的民主制度困境,以及在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其无法赢得人们的信赖。黑金政治、政党恶斗和唯利是图的三大制度性病症要根除相当困难。比如,2013年10月,由于党派争斗,政府不少机构相继关门。又比如,2014年4月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法案,取消美国个人对联邦候选人以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这意味着金钱政治要“堂而皇之”地登上美国政治舞台,并完全左右美国那个能够“普世的民主”。近年来,西方民主屡屡遭到挑战: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使英国退出了欧盟,引发大批民众不满,甚至发起第二次公投的请愿;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当选更是让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方都极为不满,人们对美国民主制度产生了质疑,并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所滋生的民粹主义感到担忧,美式民主一时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其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下降。

美国等西方势力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一个惯用的手法是通过它们掌控的媒体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造成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方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极为深刻。媒体舆论战被誉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仍然异常激烈和残酷。进入21世纪,东欧、中亚的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给美国煽动“颜色革命”提供了可乘之机。美国利用“民主制度输出”战略成功瓦解“敌对国家”的事实,更加激发了其对我国的直接或间接政治瓦解、分化和敌对活动。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主制度输出”是美国外交“领导”和“重塑”世界的逻辑延伸。一直以来,美国热衷于民主输出,尤其是冷战的结束被视为美国民主的胜利,使美国对民主输出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和高涨的热情,这一点也成了美国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塞缪尔·亨廷顿呼吁西方国家“提倡实力、凝聚力和它在一个文明世界的文明持久力”,“保护和扩大他们共同持有的利益、价值和文化”。约瑟夫·奈认为,“当前是一个国际事务受软权力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代……如果一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则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美国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在提升其国际领导力方面”,美国“不必担心会重复霸权冲突和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因为美国拥有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硬权力资源以及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软权力资源,可以保持它在跨国相互依存新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可见,软权力与硬权力互为表里,美国要以此来实现其领导世界的梦想。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权宜考虑。不管这种强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欺骗性,它靠的正是美国立宪政体的力量”,“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民主制度输出”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提出:

【“美国喜欢民主政权而不喜欢专制政权,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应当做好思想准备为它的这种偏爱付出某种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

[2]Joshua Muravchik, Exporting Democracy: Fulfilling America s
Destiny, Washington D.C.: The AEI Press, 1991.

军事打击和干涉。冷战期间,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对朝鲜、黎巴嫩、多米尼加、越南、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进行了武装干涉。冷战后期,美军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打击“南联盟”科索沃和海地。“9·11”事件后,美国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重点,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又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借口,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美国进行“民主制度输出”的另一个现实动因是以民主为旗帜,推行新干涉主义。美国极力宣扬民主的“普世”意义,意在利用人们对“普世”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认知,实现其所谓“民主理念”的传播。通过强调民主的“普世性”,美国力图推进人民对“民主”这一概念的广泛性认知,最大限度地减少所谓非民主国家人们对其推行的民主在价值认同上的障碍,以便其在逻辑上“合情、合理”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顺理成章地肢解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本国政治文化的认同,从而对这些国家植入美式民主理念,让全世界都忠诚、信奉、认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而实现其“美国梦”。例如,美国总是以“人道主义干涉”或“新干涉主义”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颠覆他国政权。还曾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旗号,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都留下了美国借用“民主”推行其霸权行动的劣迹。除了武力之外,美国时常还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民主、人权为压力,力图将中亚国家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弱化乃至抵消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在中东,美国通过石油经济政策的威逼与利诱,对中东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造,期望利用石油经济的主动权塑造政治上亲美、经济上附美、文化上信美的民主政权,进而削弱该地区的反美武装和伊斯兰极端势力,这样不但可以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而且还能制约依赖中东能源的其他竞争对手,扩大美国优势。

从现实性上看,中美两国从1978年建交以来,经济合作交往十分密切,互利共赢成果很多。但双方经济上频繁往来的“中立”和“互利”,无法替代在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军事领域的斗争与对抗。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尤其是与具有重大利益的国家交往时,合作与对抗都不能成为目的,而只能是手段。中美两国,经济上合作较多,政治、军事上分歧、矛盾较大,处理如此复杂的国家间关系,不可简单地用一种行动逻辑来行事,必须清晰、坚定地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根本性原则,面对威胁、危害要坚决抵制,面对合作、协商要理性行事、科学决策。

最后,推行民主的手法更加隐蔽复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更注重输出“民主”的细节,为目标国量身定制相应的“民主化”援助计划;二是目标定位更加明确,主要聚焦于目标国的中产阶级、青年、草根等未来以及潜在的社会主体;三是实施手法更为多变,政策实施态度上更为灵活。比如美国现今能够接受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不再纠结于把“民主人权”作为改善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这就使美国在与所谓的“非民主”国家的接触中赢得了更大空间和余地。

2.“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动因

美国推行的美式民主,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根据改造国的具体情况,交替或综合运用军事干涉、政治高压、文化侵蚀、经济引诱或制裁以及非政府组织渗透等多种手段,迫使一些主权国家政府屈服,有时甚至直接出兵颠覆一些国家现政权。

“民主制度输出”战略主要是指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本国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左右他国政治发展,力图在全世界推行西式民主制度。

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过程中曾经一度通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有关对外政策的竞选演说中他曾明确表示,美国在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及叙利亚的路线都犯了错误,每一个行动都使该地区陷入混乱,并给予了ISIS所需要的生长和繁盛空间。而这些错误都源于一种危险的想法,即美国可以使没有西方民主经验或者对西方民主不感兴趣的国家变成西方民主国家。然而,在特朗普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他不仅没有放弃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战略,反而力图通过军事膨胀来加强其在海外的国家建构。显然,“民主制度输出”仍是美国现今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现实脉络

【“美国应该在世界迈向民主的进程中担当起领导角色,民主政府更爱好和平,很少发动战争或者引发暴力。那些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不可能与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进行战争,也更愿意支持对武器贸易的限制,鼓励和平解决纠纷,促进自由贸易。这样,当一个民族试图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宪政民主体制时,美国和国际社会不仅应该帮助,而且应该保证这一结果”。】

冷战期间,美国推进民主是为了争夺“中间地带”,对苏联、东欧等实施“和平演变”,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斗争烙印。1994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确定把“推进民主、维护安全、扩展经济”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由此美国正式将推进“民主”作为谋取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在“9·11”事件后,美国更是积极推动中东民主改造进程,煽动和支持“颜色革命”,同时借助盟国的力量推进民主,把扩展民主作为外交事务的中心任务,并开始鼓动“自由国家”团结一致推进全球“自由进程”。如以巩固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为由,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极力修复因伊战而疏远的美欧关系,并以强硬态度对待与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继续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采取合作与遏制并举的策略。前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着重强调,“美国民主是美国民族信念和精神的体现,是美国永恒的力量。把美国民主推向全世界的美国梦,仍然放着光芒,仍然是美国的不懈追求”。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奥巴马政府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力求借助盟国的力量完成向世界推广美国民主的使命。比如,无端干涉亚洲内部事务,利用亚洲国家间存在的领土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挑拨它们之间的关系等。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继续将全世界的“美国化”作为根本战略,还利用“民主”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积极推行霸权政治。奥巴马连任之后比第一任期更加积极地推动“民主输出战略”。一方面,任用了对民主人权事务更为上心的国务卿克里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缓解也让美国重新找回了信心,隶属于美国数量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再一次活跃起来。根据美国2013财年预算,美国在全球多数地区的“民主投入”都有显着提升,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投入相比2012财年同比增长25%,这足以让“自由之家”“民主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开辟更多的项目。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解析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高级助理、后来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助理国务卿的莫顿·霍尔珀林认为,

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中国古训是值得美国那些热衷于推行“民主制度输出”的战略设计者们仔细品味的。

3.美式民主本身的缺陷

文化侵蚀。美国利用发达的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向全世界宣扬美国国家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借以对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国民众展开美式民主政治攻势,释放不利于他国政府的言论,对他国政府进行造谣从而蛊惑人心,以此扰乱社会秩序,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为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制造借口。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当前我国以国家发展战略带动国家间发展、引领国际关系新形态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中华文化的复兴为支撑。“一带一路”倡议借用了“丝绸之路”这一古老文明所形成的不同文化与文明交往的传统,并以此发展出了现代语境下国家间交往的新秩序,即文化交流带动经济合作并推进政治互信,进而形成国家间区域性的协调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和平、和谐、合作的外部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建构这一环境的重要抓手。传播“丝绸之路”的中国价值,有利于营造“丝绸之路”文化背景下和谐、和平、合作的国家间关系,以文化发展带动经济建设,在传承古老文明的同时开发现代的文化价值。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内沿线省份的进程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复兴“丝绸之路”文化发展这一契机,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省、各地区的文化经济建设,增进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发展框架下,快速复兴中华文化,营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的发展空间,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重启尘封已久的“丝绸之路”文明,是我们寻找发展动力的一次全新尝试。

冷战之后,美国不遗余力地向众多转型国家输出“美式民主制度”,使其成为美国的新兴政治产业。如果说“输出民主”行动在前南斯拉夫、秘鲁等少数国家取得了某种进展的话,这一行动在更多的国家特别是中东、中亚和大部分拉美等国家,却明显碰了壁。比如,美国推行的“大中东计划”步履维艰,“颜色革命”的光环逐渐消退,拉美一些国家与美国渐行渐远。2018年,乌克兰等国也深陷民主化发展泥潭,不能自拔,与“阿拉伯之春”直接相关的叙利亚内战使其国内生灵涂炭。正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总结的,“美国自二战后花费巨资向第三世界输出民主自由,几乎都毫无见效”。当今世界普遍期盼和平与安宁,而美国所推行的“民主制度输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祸根,甚至变成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最大障碍。

图片 2

[6]〔美〕丹尼尔·贝克:《权力语录》,王文斌、张文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三、我们的应对策略

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面孔的政治渗透。美国常常利用基金会与资助对象建立联系,实现干涉、颠覆他国政权等目的。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全国民主研究所、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等,都是受命从事策动“民主”革命的美国非政府组织。此外,美国还不断向各个目标国派专家访问团,训练反对派代表创建“抵抗”组织网络,以对抗和颠覆目标国政府当局。

2.破解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内在逻辑,树立文化自信

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重点就是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瓦解。由此,我们不能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简单地用“堵”的态度来对待,而是要持续深入研究其“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用科学、理性的态度来积极应对。同时,要澄清人们对于“民主”等相关价值理念的模糊性认识,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世界上没有统一的文化和制度模式,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强调价值的本土化回归是有其正当性的。塞缪尔·亨廷顿尖锐地指出,现代社会有很多共同性,但它们并不具有同质性。他认为,假设“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地区化而并非世界化的进程”。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等方面着手,寻找适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避免陷入西方民主化的困境。同时,在对外关系中,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价值理念,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对于西方的价值观渗透,既要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和防范,又要汲取其成功的经验,更好地发展我们自己。在对外宣传中,我们要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尊重各国自有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并构建一个各种文明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并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单极的概念是误导性的,因为它过分夸大了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某些领域能够为所欲为的程度……美国的力量不过是貌似强大。”】

二、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现实困境

【“美国在同世界各国相处时一个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倾向于用西方民主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的政府,用西欧的标准去衡量各国的文化。”】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个国家若要谋求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发展与繁荣,必须予以别国相应的机会;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让别国也感到安全。我国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要持续发展、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就必须营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尤其是周边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国内建设环境。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曾指出:

“民主和平论”和“历史终结论”作为冷战后美国“民主制度输出”战略的理论依据,不仅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而且为宣扬美国国家价值观提供了新的逻辑前提。

“民主制度输出”体现了美国政府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笃信。冷战结束后,有学者总结分析了冷战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了“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认为,由于民主国家间不易爆发冲突和战争、或是推翻现政权的革命或政变,所以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主化程度越高,就越趋向于和平,也就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社会制度以及全球利益都更有保证。基于这样的理论,美国更应该致力于推动世界民主化运动,领导世界民主化趋势。弗朗西斯·福山也曾乐观地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在自由民主阶段,人类获得了平等的认可,历史就此终结。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